7.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在我们初步建立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一年中，进行了频繁的反“扫荡”斗争，建立了苏中区军政党的领导机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二五减租为中心的群众工作，我们在苏中地区站稳了脚跟。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后，由于国际国内的形势逆转，我们面临着严重困难的局面。党中央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及时地制定了加强对敌斗争、建立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加以实施。为了切实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些政策，一九四二年一月，华中局在阜宁之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自二十日开始，共开了一个半月，至三月五日结束。刘少奇、陈毅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中局全体委员，各战略区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共二十六人，加上部分列席同志，合计七十余人。会议开始，由刘少奇先讲召开会议的目的和要求，然后讲了会议的日程，以十余天的时间由各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各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的经过及现在存在的问题。然后以十余天的时间讨论，最后，刘少奇作总结。
陈毅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扩大太平洋战争，其兵力、财力、物力都严重不足，这就势必要来我华中各战略区抢掠物资。我们要作好准备，保护人民利益，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和一斤棉花。他说:“蒋介石也不会死心，他还在部署汤恩伯、李品仙伺机东犯，因此华中各战略区仍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苏中地区的斗争情况，陈毅要陈丕显、钟期光和我分别汇报。
我当时说:“苏南苏中的斗争是你直接领导的，你对全局最清楚了。苏中斗争还有刘炎、叶飞、陈丕显等同志的领导，他们都很了解，请他们汇报比较好。”陈毅说，“工作是大家做的，谁讲都是一样。”
我和朱克靖研究总结了苏南、苏中敌、顽、我三方斗争的情况，提出主要内容，由我执笔写出了发言提纲，再请陈毅审查同意后，由我在会上作了汇报，重点是谈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过程和建设现状。陈丕显和钟期光也分别作了汇报。其他各战略区的负责同志也都在会上发了言。计有:黄克诚的《三师与盐阜区工作报告》、罗炳辉的《二师工作报告》、邓子恢的《淮北、苏皖边、四师工作报告》、邓振询的《苏南工作报告》、张爱萍的《关于九旅工作的报告》、刘彬的《盐阜区工作报告》等等。各战略区之间交流了情况和经验。
刘少奇在总结中代表华中局党委向我们提出:“坚持敌后斗争，度过难关，继续积蓄力量，努力建设完全巩固根据地三位一体的新任务”。关于苏中区的新任务，会议还着重指出:“要切实、迅速的巩固苏中根据地，聚集和加强力量，以便将来能应付国内外的事变，’;要“建立独立作战的地方军，主力应该地方化，广泛建立群众性的游击队与不脱离生产的民兵”等等。
我们回到苏中，经过积极筹备，于四月十五日召开苏中区党政军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权建设等决议和立即准备开展夏收运动与深入群众工作等指示。会议以后，苏中党政军民立即投入了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为目的的各项建设工作的热潮。
在党的建设方面，苏中区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是年初，我苏中区只有三千名党员，主要分布在黄桥地区之泰兴、靖江、泰州。其它地方为数较少。追四月统计，有党员三千四百二十四人。经过夏季二五减租群众运动的开展，发展至七千左右。八、九、十三个月，经过认真整理，十一月份统计，二地委有党员二千九百四十八人，三地委有党员三千八百三十七人，四地委有党员二千一百三十一人，全区共八千九百一十六人。加上江都高邮等地，合计九千六百七十人。党员的大量发展改变了党的成分，农民成分占了多数(贫雇农占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中农占百分之二十一)，知识分子居二(约占百分之十)，工人等较少。
配资知识百科知识敌伪多次“扫荡”后，区党委根据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和苏中区根据地情况多变的游击环境，提出建立公开的和秘密的双重组织，即甲、乙两种党组织。甲种组织公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乙种组织是秘密组织，任务是长期埋伏，储积力量，准备在特殊情况下领导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同时包括根据地周围敌伪城市据点的秘密工作。
刘少奇、陈毅非常重视根据地党的建设。他们既强调建党中要反对“关门主义”，尤其要注意反对对知识分子关门;又强调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由于党内大部分是农民成分，分散落后、宗派等思想严重。刘少奇在大会小会上曾多次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到党里来，当然也会把封建意识、自由散漫的习气带进党内来。因为他们长期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中生活，在宗教家庭中生活，他们在党内也会产生姓张姓王的宗派亲族关系，同样也会产生家长作风、帮派作风。因此，在我们党内就会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在我们党的面前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以“什么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党”。以封建主义的帮派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党呢，还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党呢?当然都不是。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也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建设党。谁反对以无产阶级思想建党，谁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在我们党内存在这样的人，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就把他清除出去，不能姑息。对待农民出身的党员，不论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应该加强教育，对他们带进党内来的封建思想、家长作风和各种各样的旧思想、旧习惯，要进行严肃的教育批评，切不可采取调和主义，或自由主义，做老好人。否则，会使党丧失战斗力，甚至变质。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他们的弱点，自由散漫、好夸夸其谈，工作顺利时就容易头脑发热，不顺利时垂头丧气，组织纪律性较差。他们的好处是要求革命，要求进步，朝气蓬勃，有战斗性。但我们对他们的缺点不能掉以轻心，听之任之，否则，就会使我们的党变成一个自由散漫、毫无战斗力的小资产阶级的团体。我们必须对他们不断进行教育。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封建主义的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要具体指出其危害性和纠正办法。刘少奇还常说:“新发展和建设起来的党组织，一定要把基础打好，关键问题是用正确的思想经常教育党员。”
刘少奇还把他在延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讲演的讲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交给我们作为党内教育的教材。刘少奇的这些有关建党思想的精辟见解，以及以后他的《论党内斗争》、《论党》等重要著作中提出的更系统更完整的建党理论，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贡献，对苏中区的党的建设自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苏中区党委遵照刘少奇、陈毅等的指示，在抓紧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十分注意党的思想建设。我记得区党委为了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内教育，曾专门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苏中各级党组织内的反映，主要有:本位主义，粗枝大叶，不了解情况，功劳归于自己，表面上一团和气而实际上闹无原则纠纷，不尊重组织决定和意见，理论与实践脱节，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不能做榜样，不愿建立并遵守各种制度，对统一战线专讲斗争不讲团结或专讲团结害怕斗争等等。
苏中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中高级干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建立了学习小组或研究会，并抽调人员去华中局党校受训;区党委还办了两期区委和支部一级干部的党训班，参加学习的共三千余人。各县还办了党员训练班，轮训新党员和党员干部。不论在组织建设上还是在思想建设上，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一九四二年苏中区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建设一元化领导体制之前，各地都以军政党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十二月，撤销了原有的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党委，区党委书记因刘炎去上海治病，由粟裕兼任，陈丕显任副书记。调整了各地委的领导班子，地委书记均兼分区政委。
一地委书记韦一平;二地委书记陈时夫，副书记章蕴;三地委书记叶飞，副书记许家屯;四地委书记姬鹏飞，副书记钟民;兴东泰地委书记黄逸峰，副书记戴为然。各县委书记兼任县警卫团政委。于是，党政军民学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了团结，统一了行动，避免了工作不协调的现象和宗派主义思想。
区党委还要求每个乡要有一个支部，至年底统计，已有九百多个乡建立了支部，约占苏中区总乡数的百分之五十，为坚持艰苦斗争建立了核心堡垒。区党委继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帮助他们在斗争中克服自身的弱点。区党委成立了苏中党校，苏中行署成立了行政学院，以加强对干部的训练。区党委出版了《苏中报》、《党风》等报刊。苏中军区出版了《抗敌》月刊。各分区和“联抗”也出版了报纸、刊物。对党员和干群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
在军事建设方面，华中局扩大会议要求我苏中区大力加强能独立作战的地方军，实行主力地方化，广泛建立游击队和民兵组织。斗争的经验证明，如果一个县没有一支较强的武装，那个县就不可能持久地坚持斗争;如果、一个根据地没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作支柱，那个根据地在敌人频繁“扫荡”中很容易丢失;如果党组织和政府机构没有武装作依靠，党政也很容易被敌人摧毁。反之，部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部队也容易被敌人摧毁。所以，苏中区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很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主力部队到哪里，就在那里把党政建设起来，并发动群众来扩大武装。粟裕是建设地方武装的能手，他和刘炎给每个县派去一个主力连，扩建成一个县团，有几百人至上千人;每个区成立一个大队，有二三百人;每个乡建立一个武装小组。这方面我们经一九四一年一年的努力，也已有了很好的基础。敌伪大“扫荡”前，我苏中区除南通常备旅外，各地脱离生产的自卫武装仅三千多人。东台失守后，从主力抽出一批干部和部分战士充实地方武装，着重于警卫团、自卫队、游击小组的建立和发展，及至年底已建立起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一万多人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武装十万多人，新参加地方武装的成员绝大部分为农抗会员，贫苦的农民群众，成分比较纯洁。四分区脱产的自卫武装中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五。他们在反“扫荡”中配合主力作战(如三分区武装经三百多次战斗，四分区武装经过四十多次战斗)，战斗力有很大提高。
各地地方武装从自卫队上升到独立团(或警卫团)，再上升到主力兵团，至一九四二年初，苏中主力部队已发展到二万多人。
华中局扩大会议后，我苏中区坚决执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针，将主力部队统一整编为一、四、七、五十二共四个团，作为苏中的主力团，在全区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它主力团一律充实地方兵团，为地方武装骨干，一共建立和加强了十二个县警卫团和三个海防团，还建立了苏中教导团。地方武装的任务主要在于就地坚持，必要时以连、排为单位活动，打麻雀战。
各地有了武装，党组织和政府就有了力量，群众就有了依靠，人心也就安定了。这对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有决定性的意义。
主力地方化后，所有地方部队的战斗力又大大提高了一步，能独立应付日伪“扫荡”和顽军的骚扰，不仅为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也为将来地方武装主力化准备了条件。主力团成为机动部队后，又可以集中起来形成“拳头”，予日伪军以更大的打击。在战斗间隙则集中轮番训练，不断提高军政素质，因此主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了加强。一九四二年，苏中区在扩大抗日自卫武装上进一步下功夫，花力气，普遍组建区队、小队。至年底统计，全苏中区基本脱离生产的民兵达二万六千余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达二十六万余人，组织了七万四千多个自卫队和基干队，每乡有一个武装小组，形成了强大的抗日自卫力量，使敌伪离开据点，就陷入我人民武装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样，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者密切结合，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对坚持苏中长期的游击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粟裕还亲自筹建了抗大九分校，并担任校长，大力培养训练部队的军事千部。苏中部队的发展壮大，凝聚着他的心血。
在政权建设方面，我们经过大发展阶段，自东台失陷后，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深入基层开展新区工作，健全行政机构，保证部队给养，加强统战工作，并在保安工作、司法工作、文教工作等方面均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一九四二年，苏中区十二个县都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政府的根本任务是团结并组织除汉奸以外的全体人民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政府的组织形式采取“三三制”，非党人士占三分之二，共产党员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行动，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我们十分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中一定要做密切联系群众、十分廉洁奉公的模范。要求抗日政府必须是一个精干的、效率很高的、廉洁的、坚持群众路线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一九四二年，苏中全区已有七个县建立了参政会。参政会中，非党人士超过三分之二。当时的参政会介于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之间，既有相当的权力，又不是权力机构，但有监督政府之权。在参政会上通过施政纲领和各种法令条例，选举县长，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建议。苏中区有好几位专员和县长是非党员，他们有职有权，有些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并成为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
由于干部缺乏，当时政权机构还处于上动下不动的状态，即县、区两级机构已经过改造，乡、保政权仍维持原状，仍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旧基础。原来想在一九四二年进行局部改造，但因为战争频繁等原因，只好以部分农抗会组织协助乡、保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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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大量工作是财经工作。总方针是开源节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税收的方针是实行累进税。土地税也是如此，实行一税制，取消国民党政府的层层设卡制。当时行署的财经处长朱毅是理财专家，他在敌伪频繁的“扫荡”、“清剿”中，组织财税干部，千方百计增加收入。一九四一年收税一千五百八十七万元，征募寒衣捐七十七万元，征收公粮仅春夏两季即达三十多万担，代金八十二万多元，公银二万三千多元，秋季又征公粮大米五万八千担，杂粮十五万四千担，保证了部队给养。一九四二年，基本上完成了华中局布置的“百万担公粮，三千万元税收”的任务。此外，我们还同日伪进行了货币斗争。苏中行署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通过江淮银行发行了抗币，禁止伪币流通，保证了苏中人民的生活稳定。
政府的另一工作是文教工作。总的方针是实行抗日爱国教育，反对封建思想的教育;实行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办理提高教师的工资制度。
由于敌人“扫荡”频繁，相机实行流动教学，敌来停课放哨，敌去收哨复课，教学与抗敌实际密切结合，又与军队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在这方面的生动故事很多。
苏中区文化发达，知识分子较多。一九四0年十一月，苏北临时参议会上，我们就通过了《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的决议》。一九四二年，法币贬值，中小学教师待遇改为实物工资，比党政干部待遇高一些。据一九四二年六月统计，全苏中根据地共有中学四十八所，学生八千余人;小学一千0三十所，教师二千余人，学生二十余万。每年支出经费一百三十八万元，公粮一万余担。
其它如司法、保安等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也有进步，逐步走上了轨道。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行署专门召开了保安工作会议，为了加强法制，各专署均设立了法院，各县政府设立了司法科。政府明确规定了逮捕、审讯、判决的司法程序与职权，提出废除一切肉刑，严禁非法拘押和随意处决人犯的行为;禁烟毒，肃清土匪，打击敌探奸细的各种破坏活动;切实保障人权。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交通工作方面，行署设立了交通总局，各专署、县、区也建立了交通工作机构。在根据地被分割的情况下，传递文件、指示、命令、情报等，都要通过几道封锁线，为保证上下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人员往来，必须建立一套秘密交通站。
在群众工作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减租减息成果，巩固和发展各地农抗会等群众组织。农抗会经过整顿，数量上虽比以前一年略有减少，但质量提高了。在新的敌伪“扫荡”和“清剿”中，农抗会经受了考验，垮掉的极少，群众自卫武装积极参加了对日伪斗争，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以上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是在同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剧烈和复杂的斗争中进行的。
一九四二年，日伪对苏中地区的“扫荡”有增无减，一般每周进行一次小“扫荡”，半个月左右进行一次大“扫荡”。少则四五百人，多则千余。自六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的五个月里，先后纠集七八千人，相继对我各分区进行大规模“扫荡”。
是年初夏，敌人以其第十二混成旅团的部队为基础，纠集刚刚整顿好的伪军，又一次向我苏中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六月中旬开始，对我四分区之南通、海门、启东等地，用梳蓖式的方式挨村挨户进行“清剿”。我主力部队主动跳到“扫荡”圈外打击敌人，使敌人在通、启、海地区扑了空。七月初，敌人将兵力转移到我三分区的靖江、如皋、泰兴等地进行“扫荡”，又扑了空。敌人接连扑空，以为我主力已转移至通扬运河以北地区，就把兵力转到高邮、宝应、兴化和东台以西地区进行“扫荡”。在这水网地带，敌人使用了装甲汽艇，并出动了大量伪军到处搜查。我军由廖政国率领的一个主力团，就隐蔽在兴化北面大片茂密的芦苇中。敌人汽艇驶过芦苇丛的边缘时，不断用机枪向芦苇丛扫射。廖政国团长命令部队坚决隐蔽，只要敌人不向芦苇丛内搜查，决不还枪。如敌人进入芦苇深处，就给予痛击。部队在那里隐蔽了三个昼夜，巧妙地避开了敌人。
粟裕为了使敌人疲于奔命，乃乘机命令四分区的主力部队伺机向敌人发动主动进攻，于是，四分区部队进行了石港攻坚战、二鸯歼灭战等著名的战斗。九月二十五日，南通出犯之敌进至谢家渡，我伏击部队待其半渡时猛烈出击，敌伤亡惨重，仓惶登岸，狼狈退入村庄顽抗。我军沿着河岸村庄逐屋争夺，战至半夜，用火攻给顽抗之敌以致命打击，最后将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计毙敌第十二混成旅团之五十二大队大队长保田中佐以下一百余人，伪军三百余人，其中生俘日军三名。这些战斗给敌以极大震动。每当我军围歼敌人时，南通之守敌频频呼救，于是“扫荡”兴、高、宝地区之敌匆匆撤回泰州，并立即东调南通，企图报复。
我军得胜后，乃向西转移。同时，将保田中佐等日军官兵的尸体数具送还日军。日军异常羞愧，也不得不写信感谢我军的宽宏大量。信中说:“贵军战后，归还残骸，宽仁厚德，诚贵军政略之胜利。”
我军作战非常机动灵活，除在有利条件下，主力与地方武装配合，主动打击敌人外，主要是以连、排为单位与日伪军纠缠并进行适当的阻击战、伏击战，不断杀伤敌人，以空间换取时间。当日伪“扫荡”我中心区时，我军也适当予以有力的回击。如七次保卫三仓河、三次保卫丰利。虽然，三仓河沦为焦土，丰利最后失守，但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赢得了时间，使主力部队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群众自发的对敌斗争亦蓬勃开展，如九月五日如西县石庄、江安两万多群众包围水洞口伪军据点;如皋大丁庄民兵集合周围群众三万余人，驱走加力镇下乡抢粮的伪军一百多名，并一直追到伪军据点，等等。
这一阶段苏中的环境比较艰苦，斗争也比较紧张。根据地面积有所缩小，不少基本区变成游击区。基本区较一九四一年缩小百分之十六星金优配，游击区较一九四一年扩大百分之二十一。人口有所减少，财产损失较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了一些。但总的说来，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了加强，干部得到了锻炼提高，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党和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广泛开展，为以后应付严酷的斗争环境作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日后的大反攻积蓄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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